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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峰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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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与敦煌学的历史性机缘  

2009-05-23 08:45:28|  分类: 姑妄言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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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近没有外出的机会,尽管心里痒痒难忍,但杂事和俗事羁绊住了我整个人, 将我自由的心灵牢牢地压制住了。写不出新鲜的东西来,读书基本上是生吞活剥,心静不下来,体会索然无味。再贴上旧文一篇,聊以充数。版权所有,仅供交流。)

 

 

·敦煌学史·

一个城市与敦煌学的历史性机缘

——1983年兰州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敦煌学史上的地位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被发现以来,敦煌学就开始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了。中国敦煌学的历史也将近一百年了。回首建国后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是敦煌学发展的一个关健时期,或者可以说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中国从十年内乱的混乱中清醒过来,开始恢复机体的生机,各项文化事业也从荒芜中得到了新生。中国的敦煌学借此契机飞快发展,一跃而上,从此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因此,可以说1983年在兰州举行的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是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转折点。回首这段历史,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促成了敦煌学的迅速发展。

 

(一)促成敦煌学的发展的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文化、科学事业十分关心。1981年,邓小平视察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敦煌学的发展十分关心,批示有关部门在北京筹备,使敦煌学有所发展。同时,于1982年2月4日,在京的一批专家学者如季羡林先生等人,召开座谈会座谈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研究情况,建议成立相关组织如“敦煌吐鲁番学会”来规划具体的研究工作。

随后,高教部制定出《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在这份官方的文件中,先回顾了海外与国内的敦煌研究情况与国内敦煌学学术力量分布情况,从而提出发展我国敦煌学的初步设想:将国内的学术力量聚集起来,沟通情况,建立筹备小组,召开座谈会,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提出成立敦煌学会或研究会组织方案,起草章程。座谈会议可在兰州举行。

其次是日本著名的敦煌学研究者藤枝晃先生于1980年访问中国时在一些学术单位所做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演讲深深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敏感的自尊心,从中央到地方上有志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各学术单位与个人,上下一心,以极大的学术热情与爱国心,发愤要“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敦煌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与时代给予的发展机遇相互激荡,学术自身发展的需求已不可遏制。从1909年中国内地学者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中国学者开始与英、法、日等国学者共同努力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后,历经建国前、后近六十年的研究,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十年内乱导致学术研究被迫停止。但在1977年后,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英、法所藏敦煌文献已大部分公开,由于资料大量公布,因此70年代之后成为敦煌学界之黄金时代。我国学者与其它国家学者一道,充分利用上述有利条件,掀起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

1980年前后,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已出现复苏的迹象,大学及学术机构内知识分子对敦煌学的研究兴趣正在悄然兴起如: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首次开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随后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历史系成立了敦煌学研究组,已开设了“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两门专题课。到1981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设立敦煌学小组;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发起筹建敦煌学研究所。1980-1982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已不定期出版《敦煌学辑刊》。敦煌文物研究所试办的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敦煌研究》第一、二期于1981年、1982年出版。中日两国合作已开始出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1982年后,敦煌学术研究论文集、专著的出版方兴未艾:敦煌研文物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文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北京大学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出版。周绍良编《敦煌变文论文集》出版。王尧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出版等。

以上各种因素风云际会,孕育着敦煌学发展的良好机缘。因此到1983年8 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的成立是水到渠成之事,敦煌学的研究终于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为敦煌学的发展指明方向

有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及政府部门的规划支持,和老、中、青知识分子的积极热情参与及专业的筹划,到1983年,中宣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1983年8 月1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大学举行,同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也在兰州举行,国内有志于敦煌学的学术力量聚集在一起,热烈讨论,积极参与。在这次讨论会上,形成的一些重要而深远的意见对于之后敦煌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后敦煌学的重大发展离不开这些睿智的意见的指导。

如前辈敦煌学家姜亮夫个人提出对敦煌学规划的意见:他首先提出在建制上扩大敦煌研究部门:由社科院领导,设立敦煌学研究所,第一部设北京,研究一切卷子为主;第二部设敦煌,以研究艺术为主。后在具体规划建置上,提出“一个领导,二个部门”的规划,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第一部;以文书整理及全部领导为第二部,设北京。在兰州设办事处,承办敦煌等处所需以及敦煌工作人员的生活。还提出在兰州大学办艺术系,设造型艺术班,并留学印度去学习印度石窟艺术。由交通部辟一条通敦煌的铁路线及在敦煌盖旅游大楼。

季羡林先生提出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意见:季先生建议在大学设敦煌、吐鲁番专业,招收研究生,举办讲习班。在机构设置上,建立全国吐鲁番图书资料中心、成立吐鲁番学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张广达先生对欧洲学者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情况作了概述,并重点提出了研究的策略方法问题。他的意见影响了此后中国敦煌学发展的思路与方向,使中国敦煌学者们开始扬长促短地在西北史地、敦煌历史地理、社会史、经济文书研究等领域进行专题性的研究:他说,如何将敦煌吐鲁番文书材料充分地、科学地、有效地利用起来,应动一番心思。国外学者的一些方法值得借鉴。他举了日本学者仁井田升著《唐令拾遗》、池田温做《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例子,他们做了以后,中国学者不得不使用它。因此,他提出,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按专题性质、学科“应当有目的、有专题地把材料整理出来,加以刊布,这无疑将对今后的研究更有效率,对研究会有好处。我们不做,人家也做,做在人家后边,只用人家成果,那就是给人家拾阙补遗了。”

敦煌文物所的段文杰先生总结了《五十年来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概况》:他认为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中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敦煌石窟艺术,中国的研究者不仅探讨了内容、历史演变和艺术规律,还开拓了敦煌艺术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已开始探讨佛教艺术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而且将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实践相结合,表现在舞蹈(丝路花雨)、音乐(敦煌古乐)上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

 

(三)后记

1983年兰州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之后,敦煌学取得了跳跃式的发展。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全国敦煌吐鲁番图书资料中心也在兰州大学成立。1984年8 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正式分成兰州、敦煌两部。这在建制上是敦煌学研究阵营的扩大,可以说也是部分实现了前辈敦煌学家姜亮夫、季羡林先生对敦煌学发展的规划意见。而通敦煌的铁路线也已经在2008年实现,敦煌更是以著名的旅游城市而闻名于全世界。1985年,兰州大学开始在国内招收敦煌学研究生。这为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1999年兰州大学设立了艺术系。

1987年9 月21日—28日,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敦煌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大型的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表明中国的敦煌学已开始步入世界学术前沿。之后,此类大型的国际敦煌学术会议多次在中国举行,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敦煌学的中心。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学者在归义军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均田制研究及一些类别文书的分类整理和研究等方面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回首二十多年后中国敦煌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则不能不说中国敦煌学所取得的成就受惠于1983年兰州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敦煌学发展历史上最为关键的转折时期,而兰州市这个西北内陆城市与敦煌学这一开放性的学问的发展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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