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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敦煌在两汉经营西域时的军事地位  

2009-07-14 15:03:47|  分类: 姑妄言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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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敦煌在两汉经营西域时的军事地位

 

摘要:本文简扼地阐述敦煌在两汉之间的经济上的发展,及汉王朝经营西域时军事行动中敦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期望能较为清晰地汉王朝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及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策略。

关键词:西汉;东汉;敦煌;西域;军事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是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自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设立敦煌郡起,因其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具有战略价值,敦煌便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地位,先是其军事地位,后是其文化地位,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光荣与辉煌。本文简扼地阐述敦煌在两汉之间的经济上的发展,及汉王朝经营西域时军事行动中敦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探讨了两汉政府经营西域的战略策略。

一、西域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总体概述

西域之名,从字义上说,指的是中原政权所辖的西北部边疆及更远地区。在中国的史籍上,从西汉时起,则专指中原政权所辖的西北边疆,如《汉书》中即有《西域传》。[1]后来,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西域各国又逐步内属,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前119年之后,当西汉张骞沟通了西域与汉王朝之间的联系,张骞带回了大量有关西域方面的确切信息,对西域的地理有所熟悉之后,中原王朝才开始与西域发生直接的联系。有了直接的联系之后,中原王朝与西域相互之间便产生了政治、经济、军事关系。

齐陈骏教授在论述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时说:

“当中原王朝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专制主义王朝时,为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扰,除正面在北方与之冲突之外,一般也把势力伸入西域,以便夹击游牧政权,如西汉武帝、东汉和帝、前秦苻坚、隋炀帝、唐太宗等都是如此。……相反,游牧大国进入西域,……游牧民族不稳定的经济状态,使得其统治者有更大的掠夺性,对农产品的需求,迫使他们对西域王国进行无穷的榨取。故西域各国受不了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搜刮,往往也请求中原王朝加以保护。两汉如是,魏晋后亦如此。”[2]

这种见解相当有见地。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表现出这样一种关系,或者说在国家政策上表现为以下的战略策略:

当中原王朝国力强盛,而且内部矛盾缓和之时,着眼于政治(如保证自身安全)、经济(如通商)目的,就会主动征伐西域;反之,当中原王朝国力衰败,内部各种矛盾趋于激化,无力控制西域时,为抵御来自西域的安全威胁,则采取积极防御之策,来保证自身安全。

不管是主动进取,还是积极防御,中原王朝无论采用哪一种战略策略,都会因为敦煌所处的极具战略价值的地理地位,而积极地在敦煌进行经营。(这是从小而言是经营敦煌,从大而言是经营整个河西地区。)这在汉唐之间的中国历史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如西汉武帝、东汉和帝、前秦苻坚、隋炀帝、唐太宗等就积极地在敦煌进行经营。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对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部、西部的游牧民族。

二、两汉时期敦煌的经济发展与对西域军事行动的关系

西汉时为初创阶段,敦煌的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人口的发展。西汉时期敦煌的经济迅速发展,引人注目,而且对军事行动也起了积极地支持作用。

齐陈骏教授曾对敦煌的沿革地理及人口情况做过深入研究,在其《敦煌沿革及人口》一文中,他考察了敦煌在两汉时期的人口情况:

“西汉之人口,以平帝元始时为最盛,当时户11,200,口38,335。劳贞一以此推算,西汉时敦煌郡共6县,面积合149,750平方公里。”

“至东汉时,据《后汉书·郡国志》,顺帝永和年间,敦煌郡有户748*,口29,170。”[3]

(*注:齐教授认为748户应为7480户。)

西汉时敦煌人口达到其历史上的顶峰,是经一百三十余年之发展的结果,而且对敦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是内地大量移民而来。如“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敦煌郡,徙民实之。”这在敦煌人口中占主体。迁移而来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超过了土著原居民的少数民族人口,成为主体民族,不仅为敦煌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使得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并逐渐发展成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

二是中原世家大族避难而来。见于史籍记载的就有: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太中大夫索抚……以是年徙边,从钜鹿南和徙于敦煌,……号为北索。”[4]

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司隶校尉张襄惧霍光祸,自清河绎幕举家西奔……适敦煌郡。”[5]

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御史中丞氾雄……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6]

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因其在儒家文化上的优势,累世经学,积极传授儒家经学,并与当地的土著名族融合,大大提高了敦煌地区的上层汉族儒家文化。随着中原迁来的大族在敦煌立稳脚跟的同时,中原儒家文化也在敦煌地区扎下了根,儒家经典开始在敦煌传播,推动了儒学在敦煌的发展。经几世沉淀,两汉至西晋时出自敦煌的名士见于史书的就有:氾辑、索班、张奂、张芝、“敦煌五龙”(索靖、索胗、索永、氾衷、张甝)等。

三是“罪犯”、戍卒被迫而来。西汉政府早期的移民中就有不少的“罪犯”、戍卒,其中尤以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受巫蛊之祸牵连,“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7]。这些所谓的“罪犯”、“吏士”,皆是效力于戾太子的勇猛、操行忠贞的人士,既有军人,又有文士,他们的到来,以及与当地土著、先期移民的融合,使敦煌人民的性格中沉淀下勇猛、富于战斗的精神气质,这种战斗气质将在之后对匈奴战争、对西域的军事行动中发扬光大。

西汉时敦煌人口的发展,正是西汉王朝推行的对西域主动征伐战略政策的直接结果,反过来,敦煌强大的人口、经济实力又极大地支持了西汉王朝的战略政策。汉王朝对匈奴、西域用兵,就常以敦煌、酒泉为军队的集结地与出发地,还负责提供、转运武器装备、粮饷与草料,这与敦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东汉时,在西汉敦煌郡发展的基础上,敦煌郡人口、经济仍在继续发展。虽因政治政策原因,人口略有减少,但经西汉一百余年的发展积累,其人口、经济实力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东汉敦煌郡之户口比西汉为少,是由于东汉初年与匈奴不断冲突,将人口徙于内地的结果……但如与西汉的北方边郡来作一比较,敦煌郡还是人口减少最少的一郡。”[8]

东汉前期,由于采取了“平徭减赋”、简法轻刑、迁徙罪徒及其家属占著边县和招抚流亡等一系列促进安定和增加人口的措施,使敦煌的社会经济呈现恢复和发展态势。这主要表现于农、牧业发展、商业贸易发展上。[9]

三、汉王朝与西域的军事态势及军事策略转变、军事行动

(一)西汉时敦煌的军事地位

由于在这一时期,西汉王朝主要“基于匈奴的威胁,故其设郡、驻军、派驻军事长官、屯田、徙民、筑城据关、修建军事亭障、开丝路、通西域,无一不是围绕解除匈奴之患这一中心。”[10]因此,汉对王朝在敦煌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对西域基本上采取了积极进取、主动攻伐的军事态势。这实际上是从国家的安全战略出发,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宗主权,“断匈奴之右臂”,削弱匈奴与西域诸国的军事联盟,削弱其军事力量,以保卫国家安全。但在军事策略上前后期又有所不同。

西汉时期汉经营西域的军事策略表现:

1.修建长城、关隘、军事亭障,派驻专职军事人员

为御匈奴,在敦煌郡北部筑长城,与酒泉相连,郡西筑二关,关间城燧相连。这些都是加强军事防御的表现。

“汉代不仅在敦煌设玉门关、阳关等关隘,且修筑了大量的城障、烽遂、塞墙等严密的军事防御设施和候望、通讯系统,……设玉门、阳关、中部、宜禾四部都尉,都尉下置候官、候长、燧长等官属。”[[11]]

2.设置郡县,加强行政管理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郡治下六县: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

3.屯田、驻军、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

西汉在西北的屯田是军屯,是国家经营的带有浓厚军事性的农业。“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屯田的时间,当在武帝元狩年末,这一地带是“河南地”西边的藩蔽,也是西汉向河西走廊发展的第一步。河西屯田开始阶段,主要在走廊东部的绿洲区。至元封后,又扩展到走廊西部和北部的绿洲区,昭宣时期,河西屯田发展到湟中,西域屯田也在这一时期遍地开花。西汉在西北与西域的屯田为经营西域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粮食、物资的供给保障。

西汉在敦煌的屯田情况是:暴利长曾屯田敦煌界,献马于汉武帝。崔不意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立为效谷县名。据研究,敦煌有3个屯田点:玉门关外大煎候官区、宜禾都尉辖境之宜禾、鱼泽候官区;阳关都尉所辖的渥洼水西岸地区。[[12]]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情况是:

先是在公元前101年,汉武帝于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少量士卒屯田于轮台、渠犁,进行小规模的、试探性的屯田。

汉宣帝时,派郑吉、司马熹率兵在渠犁屯田。这是西汉政府大规模在西域屯田之始。

公元前60年,汉任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兵乌垒城。以后在楼兰设都尉,公元前48年于车师设立戊己校尉,进行屯田。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的设立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在于:

“西域都护的设立,大大加强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汉中央政府任命都护、副都护,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内地的郡太守,其下各有属官。它是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遇有重大事件,中央与都护共同处理。甚至西域绿洲各国,也各有一套近同于内地的机构,有王、相、将等等名目。有些王国的大臣还接受汉王朝的印绶。”[[13]]

戊己校尉“除主管西域屯田外,还协助都护安辑西域诸国,维护地方治安,戊己校尉统率的屯田部队是汉在西域驻军的主要部分”[[14]]

4.主动出击,沟通西域,军事策略发生改变

西汉时见于史籍的针对西域的主要军事行动有9次[[15]]:

公元前108年,汉军赵破奴率军以700骑兵快速攻破楼兰、姑师,打开了汉军的西进通道。

公元前101~104年,李广利二伐大宛,使大宛降服,并立亲汉的昧蔡为大宛王,汉之声威大震西域。

公元前99年,汉武帝遣开成侯成娩率楼兰国兵攻打姑师,但匈奴数万骑援救,汉军不利而归。同年,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进攻天山的匈奴右贤王军,杀敌万余级,但汉军在归途被包围,死伤亦多。此二役,西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以东的车师地区争夺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公元前90年,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击匈奴,为阻止姑师军攻击马通军,又派开成侯成娩率楼兰等国兵攻打姑师,姑师王降。

以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为界限,西汉王朝对西域的战争策略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先期的对西域的战争,由于屯田的规模小,也可以说是试探性地屯田,屯田的物资并不能保证频繁对匈奴及其西域军事同盟战争的需要。大量的粮食物资要从中原或河西地区辗转运来,耗费非常之大,兵员的消耗、损失也异常的惊人,这以李广利二伐大宛的战争最为明显:史载一伐大宛失败后李广利军还至敦煌,士卒只剩十分之一二。二伐大宛胜利后,出敦煌的六万余人、马三万、牛十万入玉门者仅万余人,马千余匹。这说明,“粮食问题不解决,汉就无法与匈奴展开争夺西域的长期斗争。” [[16]]

汉武帝于晚年(公元前89年)颁布“罢轮台诏”的“罪己之诏”,废去在西域的屯田,休养生息,积蓄力量。

汉昭、宣帝即位后,便吸取汉武帝时对西域的战争策略上的经验教训,为适应西域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政治上便有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立、公元前48年戊己屯田校尉的设立;在军事上采取武帝晚年时废而不用的桑弘羊在西域扩大屯田的政策保证粮草军需物资的供给的同时,也与西域亲汉诸国联姻、结立军事联盟,恩威并施,一起来打击匈奴及依附于匈奴的其它西域国,其粮草、兵员也多取自于与汉联盟的西域诸国,如史书上多次有“征发西域诸国兵”作战的记载。《后汉书·班超传》中将这一策略称之为“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

汉宣帝时,公元前71年,派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与五路汉军共击匈奴,常惠与军与乌孙联军至匈奴右谷蠡王庭,大获全胜,斩获四万余人,并灭依附于匈奴的龟兹政权。这次联军作战,取得了乌孙对匈奴作战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

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郑吉、校尉司马熹在渠犁屯田,至秋季收谷,解决军队粮食保障后,征发西域诸国兵与屯田军,击姑师,攻破交河城,姑师王投降。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以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陈汤为副校尉,未经汉元帝批准就征发诸国及戊己校尉屯田军共四万余,分两路发兵攻打郅支单于,先后攻破郅至单于木城、土城,格杀郅支,大破郅至军。至此,匈奴对西域的威胁得以完全解除。

从以上战史可以看出:西汉政府自昭、宣之后对西域战争策略的转变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并将对东汉时经营西域的军事策略产生积极的影响。

5.保证中原西域间的交通通畅

公元前101年,汉将李广利取得征伐大宛战争的胜利,之后,“西汉王朝开始修筑由玉门关至罗布泊的亭驿,……将势力扩展至西域,以确保中西交通。”[[17]]

公元前65年,莎车叛汉,攻击南道诸国,使鄯善以西道路不通。时卫侯冯奉世持节送大宛诸国客在西域,遂发西域诸国兵万余人进攻莎车,攻破其城,莎车王自杀,冯奉世立莎车新王,威振西域,使西域南道复通。

(二)东汉时敦煌的军事地位

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策略,自东汉立国起,从总体上看是防御的,西域与东汉王朝之间的联系时通时绝,屯田军也时兴时罢,规模远不及西汉,与西汉经营西域的策略相比,东汉的经营是不如西汉积极的。因此,为抵御北匈奴的安全威胁,东汉采取在西北边疆积极防御之策,来保证国家安全。这样,东汉与西域之间的关系上,敦煌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这种战略策略,敦煌的政治、军事地位都得到了提高和加强。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元初七年(公元120年),东汉政府置护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治所敦煌,敦煌遂成为统辖西域之军政中心。

 “由于东汉与西域关系的特殊情况,即在通与通之间存在着绝,以及虽通但不派都护的情况,汉政府十分重视敦煌。在中原与西域关系不稳固时,汉廷把敦煌作为从军事上增援西域汉官,与北匈奴斗争的一个据点;当中原与西域关系断绝时,汉廷把敦煌作为掌握、利用西域诸国与北匈奴之间矛盾,并进而羁縻西域诸国的一个据点。[[18]]

第二,与西汉时相比,东汉敦煌太守的职权有所扩大,已经可兼管西域的政治、军事事务了。表现在:东汉后期不置都护时,西域长史由敦煌太守节制并接受其指令;有权率兵出击侵扰西域的北匈奴;率兵讨伐西域不服汉诸国;可立西域诸国之王。[[19]]

自此,历经两汉政府200多年经营,敦煌的军事地位大大加强了。

除积极在敦煌积极防御外,东汉时对西域的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有以下几次,集中表现在西域的“三绝三通”上[[20]]:

公元73年二月,东汉明帝派遣奉车都尉窦固、骑都尉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1.2万骑,出酒泉塞出击匈奴,窦固、耿忠打败匈奴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占有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地区),于其地设宜禾都尉,实行屯田。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冬十一月,奉车都尉窦固及耿秉、刘张率1.4万骑,出敦煌昆仑塞,攻打北匈奴,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遂入车师,车师前、后王归服,平定车师而还。这时东汉政府又恢复设置了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官。汉以陈睦为都护,以耿恭为戊校尉,屯驻车师后部金满城;关宠为己校尉,屯驻车师前部柳中城。

伟大的班超,在窦固出击匈奴时,任窦固军假司马,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雄心,率三十六人出使至鄯善、于阗,劫杀匈奴使者,合两国降汉;又进至疏勒,杀其王,使疏勒臣服。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又以西域之兵攻破姑墨石城,斩首700。之后,平定疏勒的叛乱;公元87年,班超发于阗诸国兵2.5万人击莎车,班超军追斩5000余级,莎车遂降,班超之名自此威震西域;公元90年,击退大月氏贵霜王7万人的进攻。班超以立绝功于异域的雄心壮志,经30余年的不懈奋斗,最终使西域各国先后降汉,东汉又统一西域,公元91年,东汉在西域重建西域都护府。公元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西域诸国兵合8万余人,讨伐焉耆,斩首5000,俘获万余人,大获全胜,于是西域50 余国俱归汉。

公元126年冬,西域长史班勇征发西域诸国兵击北匈奴,打败呼衍王,其余二万人降。至此,东汉政府将北匈奴势力驱逐出西域。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西域长史班勇,招附鄯善、龟兹等国,击降焉耆,西域复通于东汉。

四、结语

敦煌自西汉立郡时起,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受到西汉王朝的重视,并在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确立了具战略价值的军事地位,并在东汉时,这种军事地位因经营西域的战略策略的改变而得到了加强。



①郑炳林主编:《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齐陈骏:《枳室史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30页。

②同①,第733页。

③齐陈骏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

④P.2625《敦煌名族志》。

⑤P.2625《敦煌名族志》。

⑥S.1889《氾氏家传》。

⑦《资治通鉴》卷22。

⑧同③,第218页。

⑨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646-658页。

⑩陆庆夫:《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1同③,第269页。

12同⑨,第467页。

13同①,第737页。

14苗普生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15以下战史主要参考: 陈显泗主编:《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7-47页。

16苗普生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17同③,第264页。

18同⑨,第615页。

19同⑨,第617页。

20以下战史主要参考: 陈显泗主编:《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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