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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信封缄方法的演变  

2010-12-26 10:34:57|  分类: 姑妄言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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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信封缄方法的演变

 

我国古代的书信多称“书”或“尺牍”。在先秦时期,《左传》等历史文献中就已经记载了春秋时期大夫们以“书”用于通讯往来,如“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秦汉时期,将书写在长度约一尺的简牍上的用于往来传递信息的文字被泛称为“尺牍”。秦汉时的“尺牍”既包括官曹文书,又包括私人书信。魏晋以后,“尺牍”一词渐指代私人间往来的书信。但无论是官府的公牍(也称公文书),还是私人的书牍,都有保密的需要,故有防止书牍在传递过程中因私自拆阅而采取密封方法的产生。“封缄”就是保持书牍机密的措施之一,秦汉时称“检署”,唐宋时称“封题”,近现代才称“信封”。同时,随着书写的载体由简帛向纸变化,在书信的封缄方法上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新方法的创新。

 

从出土文物来看,秦汉时期对用于通信的书牍的封缄方法一般有三种:检封、函封与囊封。检封是最常用的一种封缄书牍的方法,又称“检署”。检封,即在木牍之上加一木板,以绳缚之。此木板名曰“检”,大小约与木牍相近,用来掩盖住牍上的文字内容。即《释名》所言:“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检的两侧刻线槽、表面凿有封泥槽,是缄束的束绳通过和打结的地方。封泥即捺于槽内绳结之上,用于加盖印章(见图1)。这一完整的过程又叫“封”。在封检上题写收受书牍者的名字谓之“署”。

 

“检”有书信检(见图2、3)与物品检(4、5)两类。书信检与物品检的区别,主要在检的长度大小、题署文字的不同上:书信检与木牍大小相近,题写收信人姓名;而物品检的尺寸可大可小,主要依物品的大小而定,其上的题署为物品的名称,或关于物品的说明。书信检又分为内置检与外置检两类。内检是被系结在书牍上的,其上只题写收信人地址、姓名,而外置检上则需要题写送达的具体地址,或者“邮行”、“亭行”、“吏马驰行”等送达的方式。这实质上就是两重封缄。一般见于检封与囊封(详见下文)的结合,即先检封后囊封。从居延汉简出土实物来看,主要是汉代戍卒通过邮驿传递文书所用,即将若干已经检封好的书牍或简册装在布囊中,然后在布囊外加一写有收件地址的检,并按照检上题写的送达方式送递。外检上的收件地址是指囊袋的最终到达地点,依照汉代的文书制度,囊袋在经过各个亭邮时,布囊的囊口要被打开,里面的邮件细目要被记录在案。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汉对西域的开发与经营,以“检”封缄书信的方法也渐渐传播到西域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疆地区也发现有佉卢文的书信检及书牍缄封的实物(见图6)。这说明,“检封”书信也成为当地民族封缄书信的方法之一,显示了汉文化向外的传播及扩散的影响力,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第二种封缄书牍(包含物品在内)的方法是函封,又称箧封。目前未见出土的装书牍的木函(或竹箧)实物,但有装物品的药函及装物品的竹箧出土。如居延出土的甲渠候官显明燧的药函的函盖基本保存完好(见图7),呈长方形,上有封泥匣及线槽。相应地,函盖之下的“函”也应是一个呈长方形的一个木盒子。推测装书牍的书函应与之相去不远。箧,呈方形,是个可盛文书或衣物的竹箱。图8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装物品的竹箧及其上的检与楬(标签)。

 

 

目前为至,虽未见函封书牍的实物,但汉代文献中以木函封缄书牍的记载屡见不鲜。如汉代举行婚礼时,对婚书的封缄程序:“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帛囊,着箧中,又以帛衣箧表讫,以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其礼物……各内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如礼文。箧表讫,蜡封题,用帛帔盖于箱中,无大囊表。”(杜佑《通典·礼典》卷58引用东汉郑众《百官六礼辞》)东汉时期,婚书(可以称为一种特殊的书信)的封缄方法是:将写在木椟上的婚书先用纸包裹,然后放在黑色的布囊里,再将布囊放在竹(木)箧中,再将竹(木)箧用一个布囊包裹严实。用线扎紧囊口,附上封检,在检上题写“谒箧某君门下”是收信人地址。又如,东汉乐府诗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有人认为“双鲤鱼”可能是后世的信封,但其实应是木函。闻一多认为,双鲤鱼乃藏书之木函,“此或刻为鱼形,一孔以当鱼目,一底一盖,分之为二鱼,故曰双鲤鱼也。”(《闻一多全集(四)·乐府诗笺》此说甚确。即“双鲤鱼”是刻成鱼形的木函,有底有盖,合而成一鱼。鱼腹中即可藏纸质的书信或帛书。

 

第三种封缄书牍的方法是囊封。囊是布囊,方底、四角底,是用不同颜色的布帛做成的,两端是开口的。一般而言,皇帝的诏书入青色或绿色的布囊,臣下奏密事用黑色的布囊,而边境的紧急文书用红色或白色的布囊。如汉代天子诏书“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汉旧仪》)。臣下“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以皂囊盛。”(蔡邕《独断》)用布囊封缄书牍的方法是:用布囊将木牍或简册包裹入内,两端不缝,将两端开口裹在中间用绳捆扎,再施检封。此种封检与书信封检相比,根据囊的大小配封检。汉代的囊封也可以有两重检封。如诏书,按压了“皇帝行玺”印的检,先以别布重裹,再(在外检上)用“尚书令”之印重封,形成两重封装。这种重封方式也影响到后代书牍的封缄方法。

 

书写的载体从秦汉的简帛过渡到简牍与纸张并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的封缄方法就存在木检与纸裹并存的二种方式。首先,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依然保持着固有地位,木检仍然被使用。物品检(见图9)、书信检(图10~13)仍然沿袭下来。如在楼兰出土的书信检也像汉代的书信检一样,也分为外置检与内置检。

 

 

但楼兰出土的书信检自有其特点。与汉代的书信检相比,楼兰出土的魏晋时代的书信检在尺寸上要较小,这种检是作为纸质书信所配用的检而出现的。通过仔细观察楼兰出土的简纸资料,发现木检的大小(图12)与包裹纸背面显现出来的折线(图15)大小相吻合,同时又残留有检上的封缄绳捆扎过的痕迹(见图14、15)。即纸质书信写好之后,先折叠成方块,大小与封检相同,再用一张纸将其完全包裹,以防止字迹被污损。在这张包装纸上题写收信人的姓名,然后在其上用木检封缄后,施以印信,派使者传递至收信人处。

其次,魏晋时期,纸张已经被大量使用,故纸也被用来代替布帛,既用于书写,也被用来包裹书牍,成为后世“封皮纸”的雏形。如在楼兰出土的晋代书信草稿的抄写件上,往往发现在书信的背面上题写有发信人及书信人的姓名(图14~17),但有的姓名的题写方式是以45°斜角书写(见图14、16、17A),有的封题却是直书写的(见图17B)。为何形成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用纸包裹书信的方法不同而造成的,前者用纸包裹书信时,将包装纸的四个角折叠在一起形成“X”形,在其背面题写时,必然会形成以斜45°书写的情况;后者则是将包装纸的四个角折叠成“#”字形,在其背面题写时,就会形成直书写的情形。这种以包装纸裹封书信的方式在唐五代时期就演变成了以“封皮纸”斜封或直封书信的方法(详见下文),再演变成宋元以后的信封。

  

另外,魏晋时期,函封书信的方法也被继承了下来。出土实物如楼兰出土的纸书信据推断,有一些是装在小木函里,然后施以检封后再递送的。文献里,有“发函伸纸”(《文选》卷42,吴质《答东阿王书》),即打开木函,取出书信;魏武王曹操令下属提意见,要求“纸书函封”(《初学记》卷22),即将写在纸上的意见书用木函封装后上交。东晋时,殷浩回复桓温的书信时十分谨慎,怕出谬误,以致“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晋书·殷浩传》)。以上资料都表明是将纸质书信折叠后放入小木函中再缄封传递的。这种封缄书信的方法可能只适用于礼仪较为严格时所使用,或者是卑者对尊者所用。

 

隋唐五代时期,纸已经取代了简帛的地位。检封书信已经不被日常应用,此时书信的封缄方法主要是以纸封题。但是在一些注重礼仪的场合下,以木函封装书牍的方法仍然被沿袭下来,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强大生命力。函封书信主要见于较庄重的礼仪场合。一是臣下给皇帝、皇太子上贺节日表时的封缄,一是用于婚礼时的婚书及礼书的封缄。这在敦煌书仪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此不赘述。同时,在魏晋时期以包装纸裹封书信的基础上也发展出了一些新型的书信封缄方式。即以“封皮纸”封缄书信和随纸卷封的封缄方法。

 

在唐宋文献中都有用封皮纸封缄书牍的记载。以封皮纸封缄书牍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封皮纸斜封书牍,一种是用封皮纸直封书牍。《新唐书·李朝隐传》记载了唐中宗朝时,皇帝、后妃等将官员的任命状用封皮纸斜封之后送中书省宣付吏部执行。不仅公文有用封皮纸斜封的,私人书信也有用封皮纸斜封的。如唐诗人卢仝有“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诗(《走笔谢孟谏议赠新茶》),宋代欧阳修有家书一封,纸斜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3)。用封皮纸究竟是如何“斜封”书信的?从文献记载中并不能详其方法。但在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一件以封皮纸斜封书信的实物(见图18),可以使我们了解斜封的具体方法。它是一张封皮纸,长约38.9cm,宽约15.9cm,上有封题字5行,在纸面上约呈45°书写,在最后二行封题字上残留有一方官印的痕迹。 

观察这件封皮纸实物,取一张大小与之完全一样的封皮纸,作封皮纸斜封书信的试验,将信件紧紧地包裹起来,最终形成一个长方形的信筒,在此信筒的正反两面依次题署(见图20~21)。题写封题完毕后,盖上印章,推测可能还要用线捆扎三道后才交信使送出。打开此试验封皮纸,便会在封皮纸的背面的左半部分留下五行封题字,字体在纸面上呈45°角;而右侧则是一片空白,与原封皮纸的外表特征完全一致(见图19)。用封皮纸直封书牍的实物在敦煌文献中有六七件。所谓“直封”即将书信用封皮纸卷裹好后,在封皮纸的接缝处写上封题(而不是正反两面书写)(见图22,图23是将封皮纸展开之后的形状)。

 

除以封皮纸裹封书信之外,唐五代时期,还有一种封缄书信的方法:随纸卷封。所谓随纸卷封是指书信写好之后,并不用封皮纸缄封(无论是斜封还是直封),而是将书信卷成一个圆柱体,在中间用线系紧之后,再在纸缝中间写上封题及盖印。随纸卷封书信有两种方式,即向左卷与向右卷,在敦煌文献中均有发现。向左卷封的实物见图24(图25是局部放大的效果),向右卷封的实物见图26(书信正面既有竖条状的折纸痕迹,又有横向的三道折纸痕迹,清晰可见)。至于向左卷与向右卷的区别,仍在于礼仪上,“凡名纸,吉仪左卷……凶仪右卷”(司马光《司马氏书仪》)。

 

随纸卷封书信与以封皮纸裹封书信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礼仪上:对私人书信或小柬(一般是长官或长辈给下属或晚辈的私人书信)或非关机密事的书信,不需要以封皮纸封缄;对于公事或给长官、长辈的书信或是言机密事,无论是在礼仪上,还是在保密性上,均需要以封皮纸封缄。即,随纸卷封书信适用于尊对卑所用,礼仪较轻;以封皮纸裹封书信适用于礼仪较为严格的范围内使用。透过小小的封皮纸,折射出来的却是唐宋时代尊卑有序的礼仪制度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具象反映。

 

宋元以后,书牍的封缄方法与唐五代时期相差不大,但是函封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以封皮纸斜封及随纸卷封的方法也渐渐不再流行,但是以封皮纸直封书信的方式完全被传承了下来。图27A苏轼的书信的直封题,图27B是苏轼书信封题的拓片,从中可见该信被双重封缄,先用封皮纸封缄一次,再用封皮纸外封一次,显然是受到了秦汉时期的书牍重封方式的影响。宋元及以后,封皮纸有越做越大的趋势,图28~29是黑水城出土的元代的二件封皮纸,与唐五代的封皮纸相比较,尺寸已经相当大。直到近代已来,这种“扩张”的封皮纸终于发展成“信封”(见图30~31)。

 

考察古代书牍封缄方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唐宋时期,尽管纸已经取代了简牍的地位,但书信的缄封方式,仍然受到了秦汉简牍时代书信封缄传统的巨大影响。纸在替代了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之后,利用纸的特性,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封缄书牍的方法,如用封皮纸斜封及随纸卷封。这显示了唐宋文化与秦汉文化传统的密切渊源,文化传统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并不随着改朝换代而中断,这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特色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就书牍封缄方法而言,确是中华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例子。

 

(博主声明:版权所有,严禁转载,仅供参考交流。本文与合作者王使璋先生合作发表于《寻根》杂志2010年第5期,今将标题略加改动,图片、详情等请参看《寻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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