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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峰偏南

追逐探险的心灵

 
 
 

日志

 
 

从史实中求史识  

2013-01-12 13:20:47|  分类: 姑妄言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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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2010年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学员,非常感谢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有幸可以聆听名师、学者们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的前沿讲座,对于自己的学术追求从各个方面都富有启发思路与开阔眼界的教益作用。现将在暑期学校期间的学习过程与学习心得简要总结如下。

 

1关于讲座的主题

 

听了郝春文等十位先生的主题演讲,我个人认为,这十次讲座从内容或形式方面来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关于某一学科或学问本身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思路,如郝春文先生的讲座《敦煌学及其他》、陈峰先生的讲座《宋朝开国史:士人的记忆与改造》,主要是就敦煌学、宋史的研究本身提出的一些问题及研究的角度;

 

第二类是关注近现代以来关于边疆、民族、国家安全等热点、焦点问题,如杨军先生的讲座《中韩历史分歧点的冷思考》、王希隆老师的讲座《清朝统一新疆及其历史意义》,王挺之先生的讲座《理想城之梦:文艺复兴时意大利城市规划》,分别从高句丽问题、渤海国问题(实质是疆域问题、民族问题)、新疆问题(实质是边疆安全问题)、中国当代最紧要的城市化问题出发,三位先生强烈地关注着现实问题,研究历史问题是为现实而服务,实践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治史理念;

 

第三类是从不同的主题与内容出发,是以较为宏观的视角出发去研究历史、文化现象,如王育济先生的《宋明理学:以宋代为中心》,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七次思想文化思潮为线索,对宋代理学对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反响、对抗中,如何吸取佛道思辨文化的活力因子而注入颓废之旧儒学之躯,发展成为一种新哲学——“新儒学”,以及这种新哲学在现实政治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僵滞性;彭南生先生的讲座《半工业化:近代中国手工业演变》,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上、以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典型地区和典型行业为研究对象,既利用实证分析,又利用规范统计分析,通过揭示这些地区手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探讨手工业为何成为近代中国半工业化的前驱性力量,以期对近代中国的手工业的历史地位重新进行评价; 王子今先生的讲座《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海洋学》,则是从前人未曾过多留意的中国早期海洋开发问题出发,对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海洋之国”的理想及秦汉时期对海洋的实践开发做了探讨,角度新颖,可谓是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一类是在研究历史问题过程中必须注意的技术性问题,即研究方法:如高田时雄先生的讲座《佚存书与日本资料》,就是在提醒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时如何搜集资料的问题,即:要注意搜集在海外佚存的汉文典籍、档案史料,因为这些史料更多地保存了原始性,未多经后人的篡改,史料价值很突出;钞晓鸿先生的讲座《明清以来的关中环境与水利社会》,是以原始材料与“做假”材料的对勘中,以研究真问题的一个范例,旨在研究在环境的变化之下,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如何对记录资料(文本或者记忆)的传承与编造。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技术性的,他以疱丁解牛之刀,游刃于原始文本与篡改资料之间,将篡改者对文本的改造与失忆背后的利益关系剖析透彻,是将原始文本研究与实地调查、口述历史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标本。

 

总之,贯穿这十位先生的讲座始终的,都有一个问题意识与研究问题的方法问题。从此也可以看出,入主暑期学校讲坛的诸位名师,都是主办者、组织者精心选择的结果,充分地体现了暑期学校“问题与方法:历史学研究的前沿讲座”这一主题。

 

2讲座给予我的启发性思考

 

“问题意识”是历史学研究中最可宝贵的品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有三才:史学、史才、史识,史识最难,其中“史识”即是研究历史的问题意识的最高层次。因为有了问题意识,才有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出现。“问题意识”实质是历史学研究者的判断力与洞察力的表现,一个优秀的历史学研究者必须要有好的判断力与洞察力,也即发现历史现象、历史材料背后隐藏的问题的意识,即所谓“从史实中求史识”。而“问题”,只有“好问题”与“坏问题”之分而无“大问题”与“小问题”之别。研究方法是一种工具,方法的运用,是体现一个研究者是“巧匠”还是“拙工”的试金石。一个优秀的历史学研究者也必须注意运用研究方法的技巧性,从而为问题研究锦上添花。

 

以上十次讲座中,对于我的专业“敦煌学”而言,给我启发比较大的“问题意识”有:

 

(1)郝春文先生对于“敦煌学”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的解答。他从“敦煌学”已经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三个前提条件去论证了“敦煌学”在一百年来的发展中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门以敦煌遗书、石窟艺术、史迹、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涉及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而且,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自从陈寅恪先生振臂一呼,激励了数代学人,我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初学者,饮水思源,对于前辈学者们的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抱有感恩之心,深感“敦煌学”的博大精深,材料浩如烟海,是个取之不竭的研究宝库,学术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2)王育济先生对宋代理学的讲座,研究中国思想史问题,比较有吸引力与趣味。汉唐以来的旧儒学重人事而不过分关注宇宙观念,强烈地关注社会现实的人生问题,故而发展出了一套切合于实际的现实政治制度文化,而对所谓的“忠孝仁义”等意识观念并不重视,只是成为一种口号与观念,没有成为一种信仰或宗教,虽缺少了对人的心灵的抚慰与终极关怀,但这种缺陷是可以用文学艺术的创造和佛道的信仰可以去弥补;宋代的新儒学吸取佛道思辨文化的活力因子,以宇宙自然观的角度将人伦纲常等道德观念提升到一种哲学高度,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却取消了现实问题。但这种极端的道德主义,有其虚伪性,在强势权力之下的道德异化,往往害己误国。这是因为,虽然新儒学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导致治国平天下,但是宋明的新儒家们,除了发表具有浪漫气息的一系列气势磅礴的排比句言论之外,旧儒学那种关注现实人生的人事制度设计却僵滞了,制度文化再无超逾汉唐的创造性发展,导致一旦有政治危机降临,新儒家们哭哭啼啼,手足举措,唯有一死报君王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了。

 

至于研究方法上的应用上,给我予以启发的有:

 

(3)钞晓鸿先生的讲座中运用的“文本”对勘的方法,是显示研究者是“巧工”的一个标本(见前上所述),对于青年学子有吸引力。由于“敦煌学”主要是研究唐宋时期的写本文献为主的,因此从文本原始的形制、文本、符号特征,与文本在传抄过程中的变异与失忆等情况“对勘”,以探求这种变异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值得我借鉴的一个研究方法。

 

(4)郝春文、王子今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研究方法中要特别注意的“学术规范”问题,显示了这一问题的突出重要性。郝春文先生在提出作研究要“竭泽而渔”地占有材料时,强调既要重视正面的材料,也不允许无视、淡化甚至隐藏反而材料。与之相似,王子今先生引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十论》中的“隐匿证据,曲解为不德”,强调的就是学术研究中必须要遵守学术规范,老老实实地做文章,切不可急功近利,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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